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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媒介基础设施的扩张，深刻重塑了劳动力市场与劳动结构，使数字劳动成为学术界的核心议题。经过十余年发展，相关研究虽成果丰硕，却也暴露出概念混用、路径单一、理论本土化不足与创新乏力等问题。为突破研究瓶颈，本文旨在对核心概念进行系统性辨析，梳理并评述主流研究进路，进而提出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本文首先溯源并剖析了“媒介基础设施”与“数字劳动”两大概念丛，而后归纳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劳动过程理论以及视角转换与另类阐释三条研究路径并加以评述。基于此，提出三点展望：其一，持续推进理论化工作，为研究奠定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其二，拓展研究的外部视角，将政企关系与政府行为作为关键突破口；其三，以社会科学的介入性姿态，积极参与政策咨询与劳动者权益保护。

　　【关键词】媒介基础设施；数字劳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劳动过程理论；互联网平台

　　数智技术的迭代与应用，正在重构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对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产生深远影响。在技术、资本与政策的多重驱动下，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蓬勃兴起，催生了平台垄断、平台治理等重大社会议题，以及网络社会、平台资本主义等热门学术概念。在众多议题中，媒介基础设施与数字劳动因其深刻的现实关联性与社会影响力，成为最具热度的学术话题之一。一方面，超级互联网平台如微信，已成为通信、支付乃至政务服务等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平台基础设施化进程的加速与平台经济的社会渗透，将越发庞大的群体卷入平台劳动。

　　然而，学术热度的攀升并未完全转化为知识生产的高质量增长。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的劳动研究出现了低水平重复的“卡点”：既受困于重复性的分析框架与既有定论，也沉溺于重复性的概念生产。相关研究呈现出学科与主题的板结化趋势，跨学科对话多止于理论工具的简单搬运，未能形成知识的有效增量，从而导致研究浪潮呈现“瞬时井喷与快速衰退”的特征。究其根源，在于对“媒介基础设施”和“数字劳动”等关键概念缺乏基于历史脉络与本土经验的深刻把握，以及研究主题被固化于特定学科内部，缺少比较与沟通。

　　为突破此困境，本文首先对两大核心概念进行溯源与辨析，明确其内在关联；其次，述评当前研究的主要路径；最后，在反思现有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的优化方向，以期推动知识边界拓展与社会进步。

　　“媒介基础设施”是“基础设施”概念在媒介形态演化背景下，经由基础设施研究、平台研究等理论滋养而形成的新闻传播学高频词。其流行与移动互联网普及及平台的基础设施化趋势密切相关，并与“平台基础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等概念形成一个意义交叠的谱系。

　　“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一词源于19世纪法国交通工程领域，原指路基、隧道等隐蔽的底层结构。20世纪40年代，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的“社会先行资本”（SOC）理论将其范畴从工程领域拓展至经济社会全局，涵盖交通、能源、通信等促进增长的关键前提。20世纪60年代末，阿帕网的诞生开启了互联网时代，基础设施的概念从实体硬件延伸至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所言的“软基础设施”。进入21世纪，超级互联网平台的崛起使其支撑作用日益凸显，基础设施的内涵再次从技术系统扩展至数字生态范畴。

　　伴随这一演化，学界涌现出五个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在新闻传播学界，这些概念常被混合使用，有必要加以辨析。简要列举如下：

　　“狭义媒介基础设施”，指维持大众传播媒介存在与运行的物质基础，如广播电视发射塔、印刷设备、有线网络等。其特征是服务于大规模、单向的传播，强调物理设备的支撑作用，主要涉及媒介经营管理、新闻传播史等研究议题。

　　“广义媒介基础设施”，此乃约翰·彼得斯等人提出的哲学化概念，指媒介本身以基础设施的形式存在，由技术系统、组织机构、自然元素等构成，通过其物质性、隐蔽性、生态性与系统性，潜在地支撑并调节社会生活。该概念主要应用于媒介哲学、媒介物质性与媒介生态学研究。

　　“互联网基础设施”，指支撑全球互联网运行的底层技术架构，包括物理层（如海底光缆）、协议层（如TCP/IP）、域名系统（DNS）和骨干网等。其核心特征是作为去中心化网络结构的物质基础，具有公共属性，是国家战略竞争与技术主权博弈的核心议题。

　　“数字基础设施”，是一个更为泛在的技术体系，支撑着整个数字社会的运转。它包括5G基站、物联网传感器、工业互联网平台、AI算力中心等，特征在于融合物理与数字空间，强调技术生态的协同，是智慧城市等数字社会议题的基石。

　　“平台基础设施”，特指支撑数字平台运行的软硬件体系，如云计算资源、数据库、API接口、算法推荐系统等。它强调交互性与服务集成，支撑多边市场的运作，是平台经济、数字劳动与平台治理等研究议题的直接关联对象。

　　综上，从“狭义媒介基础设施”到“数字基础设施”，呈现出一条从物理传输到智能运行的演进逻辑。其中，“数字基础设施”是物质基底，“互联网基础设施”是传输层，“平台基础设施”是制度与应用层。尽管这些概念意义交叠，但其研究领域异质性较高。就与“数字劳动”的关联而言，“平台基础设施”无疑是连接二者的最核心、最直接的概念。

　　“数字劳动”一词由蒂齐亚娜·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于2000年首创，用以描述在线用户的无酬休闲活动被互联网公司攫取并商业化的现象。然而，该领域的研究远不止于此，它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劳动过程理论等多个源流，并衍生出“平台劳动”“情感劳动”“数据劳动”等一系列概念。我们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梳理其概念谱系。

　　在微观层面，数字劳动的探讨始于对个体劳作形式的认知拓展。达拉斯·斯迈兹（Dallas Smythe）的“受众商品论”是关键起点，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传播研究，指出受众在消费媒介内容时付出的注意力本身就是一种劳作，其生产的“受众商品”被媒介出售给广告商。这不仅将劳动概念从工厂延伸至意识领域，也模糊了“工作—休闲”的传统边界。大众传播时代，这种劳动主要表现为被动地观看。

　　进入Web2.0时代，用户从被动受众转变为“产消者”（prosumer），劳动形式也从被动走向主动。这种主动的“免费劳动”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用户生产内容”，涵盖从休闲娱乐到专业技能创造的广泛活动，如游戏模组（Mod）制作、开源软件开发、社区翻译与同人创作等。这种模糊了工作与娱乐界限的活动，催生了“玩劳动”（playbor，play+labor）或“玩工”等概念。第二类是用户行为数据的生产。用户的每一次点击、浏览、交互都生成了数据，这些数据既是平台优化迭代的动力资源，也是平台通过精准画像与个性化推送实现商业变现的核心资产。

　　在中观层面，研究聚焦于平台经济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迁，核心概念是“零工经济”。2008年经济危机后，工作弹性、任务碎片、雇佣松散的零工模式与数字平台结合，形成了高效的劳动力供需匹配机制。平台零工经济形态多样，有研究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在线众包，从事数据标注、内容审核等低技能、低可见度的工作，常被称为“幽灵工作”；二是“玩劳动”众包，即前述的用户内容生产；三是资产驱动的服务，如网约车、外卖等劳动者利用自有资产提供线下服务的模式；四是专业知识驱动的自由职业众包，常见于设计、咨询等领域，劳动者虽有一定自由，但收入高度不确定。这些形态各异的平台劳动，其共同点在于平台通常将劳动者定义为“独立承包商”，规避传统雇主责任，导致劳动者普遍面临收入与社会保障不稳定的困境。

　　在宏观层面，以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为代表的学者将“数字劳动”置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进行考察。福克斯给出了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定义：“数字劳动”是“数字媒体技术与内容生产所涉及的全部活动”。这一定义涵盖了从矿产开采的奴隶制劳动、硬件组装的泰勒式劳动，到软件研发的知识劳动、用户产消的免费劳动等整个数字产业链中的所有有偿与无偿劳动。这一宏大视角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有力对话，但也因其泛化而引发了诸多学理争议。

　　总而言之，数字劳动是一个衍生概念繁多、应用范畴杂糅的复杂领域。但其共性在于，它始终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并日益受到技术中介的深刻影响。平台、国家监管与社会文化等外部因素共同塑造着数字劳动的具体形态。因此，研究数字劳动必须关注其具体情境，厘清概念范畴，并植根于特定的历史与制度语境。

　　通过上述辨析可见，“平台基础设施”是连接“媒介基础设施”与“数字劳动”的关键节点。平台既是劳动发生的场所，也是劳动得以组织和控制的技术与制度环境。基于此，相关研究大致可归为两条清晰路径：一条是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依托的宏观研究，另一条是以劳动过程理论为核心的中微观研究。前者聚焦于互联网平台如何利用技术与资本优势，通过攫取用户数据，构建一个以数据和算法为基础的全球数字剥削体系。“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交往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等概念都是对这一体系的描摹。后者则聚焦于平台经济中的具体劳动行为与劳资互动，即平台如何通过技术手段对劳动者施加控制，以及劳动者如何展开抵抗。作为连接点的“平台”本身也是一个多义概念。

　　然而，这两条主流研究路径均已不同程度地陷入创新危机。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语境下面临本土化不足与阐释力下降的难题。而劳动过程理论也存在“控制—抵抗”框架固化的问题。作为回应，近年来学界开始尝试转换研究视角或基于中国经验提出另类阐释。下文将对这三条路径的代表性研究进行评述。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关切在于数字技术如何重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技术发展与全球分工体系的相互关系。平台企业的发展既根植于全球资本的连接，也催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的理论是此路径的典型代表。

　　福克斯将数字劳动定义为“数字媒体技术与内容生产所涉及的全部活动”，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全球分工体系的数字升级版。在生产力层面，它通过生产网络连接全球的硬件制造、技术研发与用户服务，提升了效率；在生产关系层面，它利用各国异质性的劳动法规与制度条件，压缩人力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甚至将奴隶制等前现代生产方式重新整合进其体系。数字劳动的连接性、剥削性与隐蔽性，使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创新和剥削的最新前沿”，乃至“当代帝国主义的核心”。

　　为解释数字时代的价值创造，福克斯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提出“数字劳动价值理论”。他认为数字劳动中的剩余价值主要有四种来源：一是软件迭代吸收的更新劳动；二是个性化广告中包含的创意劳动与受众注意力；三是全球分工体系中各类劳动力的价值转移；四是平台经济中零工、外包等非标准雇佣形式创造的价值。基于此，他构建了一个数字经济资本增值的分析框架：工程师构建平台（生产工具），用户通过互动生成数据资产，在实现平台技术价值转移的同时，也投入时间创造了新的价值。平台将这些数据资产整合，通过精准营销等方式实现其市场交换价值，该价值远超初始开发成本。最终，由平台雇员和用户共同创造的经济剩余，通过市场流通完成资本的增值循环。尽管福克斯的理论影响深远，但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延伸是否恰当、用户产消行为是否属于生产性劳动等核心问题，至今仍在学界存在激烈争论。

　　国内学界对平台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大体沿袭了福克斯的批判框架，但凭借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的经验优势，研究更具现实感。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议题展开：

　　其一，平台经济的运作逻辑。研究指出，高效的数据系统、强大算力与算法是其核心驱动力；平台的技术特性与资本垄断共同塑造了动态不完全竞争格局；新的劳动组织形式则导致了就业与工资的不稳定，使资本积累逻辑渗透至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还有研究对数字资本的属性展开分析，指出数字资本是具有生产资本、商业资本、货币资本多重属性的复合型资本；其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使得数字经济达成垄断的生态级平台效应，并实现其他经济形态难以企及的增值优势。

　　其二，平台经济的金融化。研究认为，风险资本的过度追捧与逐利性，使平台企业陷入“估值驱动型积累模式”，为提升金融估值而过度扩张，呈现“脱实向虚”的倾向，成为加速资本循环的工具。也有研究指出，平台企业受到了金融资本的过度追捧，直接表现为各行业平台企业的融资规模越来越大、产业集中越来越迅速；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互联网平台成为加速资本循环的手段和工具。

　　其三，数据要素的价值生产。有研究认为，数据生产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但用户行为被全盘转化为剩余劳动，异化程度更高。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使用价值不确定性等独特特征。也有研究构建“低成本汇聚、规范化确权、高效率治理、资产化交易和全场景应用”的数据价值创造链条，提示了来自行政监管、市场主体异质性行为和金融投机等风险。

　　同时，国内学界也对福克斯的宽泛定义提出了质疑。有学者认为其不符合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规范，建议用“数字化生产”等更精确的概念。还有研究主张，只有那些由资本雇佣、实现了从劳动到商品转化的平台劳动，才能被视为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性劳动。

　　面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在认识论层面的僵局，一些学者倡导转向劳动过程理论。他们认为，平台经济中数量庞大的、受真实劳资关系束缚的劳动者，才是数字劳动研究更重要的对象。相较于宏大叙事，诞生于工业时代的LPT拥有更丰富的分析工具，能更具体地剖析作为工作场所的平台内部的“生产关系、控制、自治和同意”。

　　劳动过程理论驱动的研究，其核心分析框架是“控制—抵抗”。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是动态、多元且精密的。劳动者常被平台宣扬的灵活、自由与高薪所吸引，自愿接受其技术与组织管理。然而，一旦进入平台，劳动者便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平台利用其市场垄断优势和即时技术监控所构建的控制体系中。平台通过操纵“市场生计的不确定性”对劳动者实施控制，使得劳动者处于永恒的“过渡”状态。加之平台工作的弹性化、碎片化与雇佣关系模糊化特征，劳动者往往处于原子化状态，难以组织有效抵抗。

　　算法在此控制体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是实现对劳动者时间、空间、成果与薪酬进行总体控制的物质载体。具体而言，算法驱动的劳动控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自由的幻象”。平台通过赋予劳动者一定的调度权（如网约车司机选择接单时间）或营造“企业家”身份认同，换取劳动者的“同意”与自我管理。对于知识型劳动者，平台虽提供了更大自主性，但通过“抢题”“赶稿”等时间机制和“老板/工人”双重身份建构，实施了更为精密的自我规训控制。

　　其次是“数字全景监控”。劳动者的工作流程完全通过应用程序进行，平台得以构建一个集地理定位、交互日志、多方评价于一体的复合型监控网络。例如，平台通过严密记录骑手的时间节点，塑造准时快速的劳动时间感，引导其成为“全天候打工人”，并在无形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之中。

　　再次是“信息不对称”。平台垄断了作为劳动体系基础的算法的编辑与解释权，导致被定义为“独立承包商”的劳动者缺乏充分的决策信息，主体性受到系统性抑制。这种由平台刻意制造的信息鸿沟被称为“雇主算法权力”，体现为劳动管理权的技术化扩张，具体表现在个人信息处理、用工规则协商和自动化决策解释等多个方面。

　　最后是“弹性化的劳动供给”。平台通过复杂的薪酬与激励制度设计，激化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从而为自身维持一支庞大、廉价且供给弹性的后备军。评分系统等不可跨平台转移的声誉机制，则进一步增强了劳动者对单一平台的依赖性。这种设计最终将大量社会风险（如收入不稳定、意外事故）外部化给劳动者个体。

　　面对平台的严密控制，劳动者也发展出多种抵抗策略，包括个体层面的微观抵抗（如利用算法漏洞），群体层面的算法想象乃至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然而，由于平台劳工群体的原子化与异质性，这些抵抗行为虽普遍存在，但对结构性控制权的规制效果通常有限。

　　上述两种主流路径均显现出创新疲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宏大批判易陷入理论循环，而劳动过程理论的“控制—抵抗”框架也趋于固化。为此，国内学界开始寻求突破，主要体现在转换研究视角与探索本土化另类阐释两个方面，其共同追求在于超越既有框架。

　　在视角转换方面，研究者尝试从金融化、技术异质性等非主流视角切入。例如，有研究从“平台金融化”视角出发，揭示了资本增值逻辑与数字劳动之间的新关联：受金融估值逻辑驱动，平台倾向于将自身包装为科技企业而非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直接推动了其对弹性用工的偏好；为构建稳定的劳动力队伍，平台甚至通过贷款等金融手段为劳动者提供生产工具，从而强化控制；同时，平台还将劳动数据产品化，以激发劳动者的“企业家精神”。另有研究则细分了技术与劳动者的类型，对比自动化技术与大语言模型对脑力、体力劳动者的异质性影响，发现技术并非简单地替代劳动，而是重塑技能需求，其影响因技术类型、产业、劳动者群体而异。

　　在另类阐释方面，面对西方理论鲜明的批判取向所带来的建设性不足问题，国内学界开始尝试基于中国经验进行再讨论。例如，有研究以“淘宝村”为案例，发现跨境电商平台正演化为一种多边市场的基础设施，它使原子化的个体成为全球化流动中的节点，凝结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有机团结”，促成了“世界工厂”的数字扩张与社会联结。

　　在此语境下，劳动不再仅仅是平台资本主义下的被剥削的数字劳动，而被阐释为一种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有组织的、主动的集体性劳动，体现了合作与依存强于剥削与抵抗的新型劳动关系，以及知识生产的“社会主义立场自觉”。将平台经济与共同富裕、新质生产力等国家战略议题相结合的研究，都属于此类路径。这种另类阐释为传统数字劳动研究的批判性注入了建设性维度，并敏锐地注意到了国家与政府的关键角色，但其对经验材料的政治化挪用，也使其面临一定的学理转化挑战。

　　本文通过对“媒介基础设施”与“数字劳动”两大核心概念丛的系统性溯源与辨析，勾勒出当前研究的智识图景，并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劳动过程理论以及新兴的另类阐释这三条主要研究进路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分析揭示出一个处于关键转型期的研究领域：它一方面成果丰硕，另一方面却深陷于概念混用、理论贫瘠与范式固化的困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宏大批判虽指明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剥削本质，却因其对“劳动”概念的泛化而陷入无休止的学理争论，其解释力在面对具体劳动形态时略显空泛。与之相对，劳动过程理论以其精细的中微观分析，深刻揭示了平台通过算法实现的精密控制与劳动者的日常抵抗，但其“控制—抵抗”的二元框架易于窄化对劳动复杂性的理解，难以充分捕捉合作、认同与意义建构等多元维度。近年来涌现的视角转换与本土化另类阐释，则代表了突破既有范式的可贵尝试，它们将金融化、国家角色等外部变量内化于分析框架，并试图建构更具建设性的解释，但这股新生的学术力量亟待更深厚的理论化积淀。

　　站在这一智识的十字路口，超越对现有理论的修补与重复性应用，以更宏大的视野和更坚实的步履推动该领域的深刻变革，显得尤为重要。未来研究或许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第一，推动从理论应用到理论创新的认识论重构，寻求超越宏观与微观二元对立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当前研究最核心的理论张力，体现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决定论与劳动过程理论的微观能动性之间的鸿沟。未来的理论化工作不应满足于二者的简单拼接，而应致力于发展一种能够联结宏观结构与微观实践的“中层理论”。这首先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探索中，不仅要回应“用户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经典问题，更应构建能够解释数据、算法与劳动力如何共同作用于价值形态转换的新理论模型。其次，有必要克服当前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平台中心主义”倾向。数字劳动远不止发生于平台内部，它正深刻地重塑着传统产业的组织形态与劳动关系。未来的研究应将视野拓宽至受平台经济冲击的实体经济领域，考察数字技术如何渗透、改造乃至瓦解传统行业的劳动过程，从而为理解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复杂互动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实现从单一视角到“关系性”视角的分析转向，将国家与政府视为数字劳动场域的内生性行动者。以往研究常将国家或政府视为外在于平台的监管者或干预者。然而，在中国独特的制度情境下，国家与地方政府是深度嵌入平台经济运行的“内生性”力量。未来的研究可采取一种“关系性”视角，将平台企业、劳动者、金融资本与国家机器视为一个相互塑造、动态演化的“国家—资本—技术”复合体。这不仅意味着需要关注显性的监管政策，更应深入剖析那些隐匿于“水面之下”的复杂互动，从而揭示中国数字劳动图景的独特生成逻辑，并为超越西方理论框架提供关键的本土经验支撑。

　　第三，确立并践行社会科学的“介入性姿态”，在批判性诊断与建设性参与之间寻求平衡。作为数字经济与平台劳动的第一大国，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案例库，更是理论创新与社会实践的前沿阵地。新闻传播学者不应仅满足于做冷静的局外观察者，而应主动承担起知识分子的公共责任。这种介入体现在双重角色中：一方面，作为“批判性的诊断者”，学界需要运用严谨的经验研究，持续、深刻地揭示数字劳动过程中存在的权力不对等、算法歧视、风险外部化以及劳动者权益被侵蚀等问题，通过构建公共议题，推动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广泛关注与深刻反思。另一方面，作为“建设性的参与者”，学者可以自身的专业知识，积极投身于政策咨询、法规完善乃至劳动者赋权等实践领域。这包括为政府部门提供更具前瞻性与可行性的治理方案，帮助劳动者组织提升其在算法时代的“知识—议价”能力，以及探索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型劳动保障模式。这种介入并非空洞的价值宣示，其有效性根植于扎实的学理基础与对现实复杂性的充分尊重。唯此，学术研究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与捍卫劳动尊严的积极力量。

　　冉桢，张志安.媒介基础设施与数字劳动：概念辨析、研究进路与未来展望[J].新闻爱好者,2026(3):25-30.

　　详见《新闻爱好者》2026年第3期杂志、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龙源期刊网、重庆维普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